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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教育不提高能力为何还是有用的?  

2015-04-17 07:22: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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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型来讨论教育水平如何传递能力信号的问题。为了简单起见,我们首先假定教育本身毫无用处,比如上大学、修课程都不会提高学生的能力。当然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假设。即使这样,我们仍会发现接受教育是有用的。

考虑有一个人来找工作。他可能是高能力的(用H表示),也可能是低能力的(用L表示)。如果是高能力的,其生产率是200,而如果是低能力的,生产率只有100。雇员清楚自己的能力水平,但是潜在的雇主并不知道。假定雇主仅知道雇员有50%的可能性是高能力的,有50%的可能性是低能力的。换句话说,他认为雇员的平均生产率是150。这样的话,如果雇主没有其他任何信息的话,他最多愿意付的工资是150。这时,高能力的人就觉得自己吃亏了,但是那些低能力的人就占了便宜。高能力的人就会想办法去证明自己是高能力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去接受教育。

为此,让我们设想雇主是一个以文凭取人的人,他采取这样的薪酬政策:如果雇员有大学文凭,就认为雇员是高能力的,付给200的工资;如果雇员没上大学,就认为雇员是低能力的,只付给100的工资。这样的政策对吗?

假定高能力的人接受教育的成本是40,而低能力的人接受教育的成本是120。直观含义是,高能力的人智商高,听课听得懂,作业也做得好,同学羡慕、老师表扬、家长奖励,上学的成本对于高能力的人来说相对较低。但对于低能力的人来说教育的成本就很高了,上课听不懂,考试不及格,同学们可能看不起他,甚至老师、家长也不给好脸色,上学就很痛苦。

给定雇主的薪酬政策,高能力的人如果去上大学,工资增加到200,扣掉教育成本40,他还有160的净收益,比不上大学只得到100强多了。因此,他的最优选择是上大学。低能力的人如果想冒充高能力,也得去上大学。但如果他也去上大学,尽管可以让雇主认为自己是高能力,工资增加了100,但他上大学的成本为120,实际的净收益只有200-120=80,不去上大学还可以得到100。因此不如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是低能力。

这样一来,两类能力不同的雇员就可以分得很清楚了:高能力的人上大学,低能力的人不上大学。我们前面假定的雇主的判断和薪酬政策是对的:有大学文凭的人确实是高能力的,应该得到200的工资;没上大学的人确实是低能力的,只能得到100的工资。

因此,即使接受教育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文凭也可以成为传递先天能力的信号。

上述分析中,文凭之所以能传递信息,关键是教育成本对于两类雇员来说差异较大。如果教育成本差别不大,此时文凭也就没有办法把他们区别开来。比如,仍然假定高能力的人

上大学的成本是40,但是低能力的人上大学的成本没有120那么高,只有80。这时如果雇主看到大学生就按高能力的标准付薪200的话,低能力的人上大学也是合算的,因为200-80=120>100。这样雇主就发现自己的判断有问题了,本以为上大学的人就是高能力的,现在发现并不是这样。这样一来,雇主这时愿意支付的工资就仍然是150。由此一来,谁都不愿意去上大学了。因为大学毕业之后仍然被认为有一半的可能性是高能力的,一半的可能性是低能力的。而上大学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却成了白白花钱,所以这个时候没有人去上大学。

在我们的假设下,从社会的角度讲,上大学纯粹是一种浪费。如果没有信息不对称,雇主可以直接判断哪个人能力高,哪个人能力低,就没有必要看文凭了。但由于信息不对称,高能力的人为了让雇主相信自己是高能力,就需要花费相应的教育成本。这个成本就是“信号传递成本”。当然,如果不同岗位需要不同能力的人,通过文凭传递的信号可以做到“人尽其才”,这个信号成本对社会也是有价值的。

上面的假设当然过于极端,我们也可以假设上大学本身也能提高雇员的生产能力。比如生产能力和受到的教育有关,s代表受教育的年限,但是高能力的人的生产率是2s,低能力的人的生产率是s。代入上述的分析过程,分析起来复杂一点,但结论是完全一样的。

实际上,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教育能否提高人们的生产能力,关键是不同类型的人接受教育付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重新来认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传统的观点认为,“八股文”科举制度没有任何建设性。实际上,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即使学的东西没有任何用处,科举制度仍是一种较为有价值的选拔人才的机制。回顾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三大支柱,第一个是皇帝,第二个是科举,第三个是儒家文化。在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科举解决了政府的职业化管理问题,皇帝解决的是产权问题,儒家文化解决的是预期、协调与行为规范的问题。科举考试的内容也是儒家文化,因此科举出来的官员也就成为儒家文化的传承者和实践者。

中国是最早实行政府职业化管理的国家。汉代选官员采取的是一种推举的办法,所谓举贤良孝娣,比如东汉时期每20万人里推荐一个“孝廉”——或者是贤能的人,或者是孝娣的人,选出来之后送到中央太学机构培训,培训完了之后送去当官。到了隋唐之后就不再推举了,正式确立了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为什么有这个演变呢?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推举这种制度虽然一开始没有问题,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弊端就显露出来,有的人就学会钻制度的空子,推荐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孝廉之人,而可能是有裙带关系的人,科举用考试的方法就可以避免这样的腐败问题。

最初的科举考试形式比较灵活,但到了明清,科举的内容变成八股文。这是因为考试的人太多了,答题太灵活就没有办法判卷。另外,如果不是八股的话也容易走后门,因为改卷子的人的自由度会很大,八股文的结构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改卷子容易了,而且可以更加客观。现在的考试如托福考试的客观题也是最典型的八股,有ABCD四个答案,考生选一个,计算机就可以阅卷。因为全世界那么多人考托福,如果改卷子还那么灵活的话,那就没法改了,而且不同的人的标准也不一样。所以说,越是程式化的东西越容易解决当事人的腐败问题,使得评判更加客观,虽然这样做也会抑制人的创造力。

因此,科举实际上就是一种选人的办法而已。学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聪明的人和笨的人参加科举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同样为了中举,有的人头悬梁、锥刺股,而有的人则相对轻松;或者说花同样的成本,聪明的人考上的概率高,而笨的人考上的概率低。如果一个家庭有几个儿子,父亲一定会让相对聪明的儿子参加科举,让相对笨的儿子下地干活,而不是相反。所以当1905年废除科举的时候,慈禧太后就说科举废了之后我们怎么选人呢?由于没有办法选人,民国时候很快就恢复了考试院。1949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实行推举制,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上大学都是推荐。这其实是很不合理的,因为没有办法考察能力。后来恢复高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其实直到今天,高考制度尽管有其不合理之处,但仍然是我国最为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机制。

摘自《博弈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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